李浴：难忘的一九三八年

┃Personal History

难忘的一九三八年

© 李浴／文

　　我原是北平艺专1935年入校的西画班学生。“七七事变”后，我回到了家乡。在北平沦陷的混乱中，校长赵太侔率同一部分老师和同学逃了出来，先在江西庐山暂居，又在武汉招了一次新生，最后到了湖南沅陵，借得沈从文先生在南岸老鸦溪的一处宅院为校舍，才算安定了下来。我是经过一段逃难流亡生活之后才到沅陵的。学校安定伊始，一个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校长赵太侔本是在美国学戏曲的，所以对演戏很热心。他的夫人俞珊又是一位对京剧、昆曲，青衣、花旦都精通的名票，所以到了沅陵就演出了《新雁门关》，一时轰动了这座江城。1938年初，杭州艺专也辗转到了沅陵，两校奉命合并，易名国立艺专。原来的校长制，暂时改为委员制，除了原来的林风眠和赵太侔两人外，又增加常书鸿一人。按说两校患难相遇，合并后也更能增强实力，本应同舟共济，相安无事，可是由于派系、权力之争却掀起了一场风潮。后来北平艺专的学生曾到沅江之中称为河上洲的小岛子上住了一段时期，其间有一些老师曾到小岛上去看过我们，沈从文先生本不是艺专老师，却也在其中对我们表示慰问之意。我就是在那次认识沈先生的。先生的平易可亲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在解放后，50年代初，我在工作上也敢于求助于他，并得到了他的热心教导和帮助，受到了很大教益，这是题外话，不细说了。
　　由于赵太俾离校去了重庆，林风眠回校任了校长。学潮平息了下来，也正式上课，学校算是步入正轨。不久教育部派来滕固任校长，林风眠先生也走了。从此学校又恢复了一长制。这时有部分同学和老师离校走上革命道路，北平艺专的王曼硕老师和孙野、李黑同学，就是在此时去延安的（在庐山时期已去了几位）。
　　我们毕业班西画组的主任导师是常书鸿先生，同班中只有我和姜聚成是北平来的（原有一男三女都在正式上课前去了重庆），其余李霖灿、冯永信等5人都是原杭州艺专同学，大家相处还好。只有一位同学好像有些不大融洽，特别是在画风上与常先生的不同，又不愿意接受常的画法，所以只能是各干各的，但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我因为在班上和学校内有不少同乡，像李霖灿、冯永信和音乐系的张子瑜还都是河南开封师范的前后期同学，所以接触较多，课余也常一块在沅江游泳，因此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
　　这一期的毕业创作，我画了一幅《日军暴行》的油画，内容是一个日军驱其军犬噬咬绑在树上的半裸妇女的情景。由于我的油画技巧不大高明，而且创作时间也短，自然画不出什么好作品来，但这幅画也当作宣传画挂到沅陵公园去了。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见闻，也想说一说。那就是曾看到有一位头戴大斗笠、坐黄蒲团、乘舟在江心垂钓的人，问及同学知道是被囚禁于凤凰山的少帅张学良。听说林风眠校长曾去拜访过他。他的凤凰山寓所，墙壁全是黄缎糊裱，生活水平当然是比一般人高多了。可囚禁也只能使英雄气短，经常江中垂钓自然是为了解愁消恨。我想不会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心情吧！
　　大概是月初，校长接到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来信，说是7月至9月在南岳市办学生军训，并要学校在毕业生中选9名可以演戏的作戏剧教官。于是学校在原来剧团内又办起了个训练班，我和几个应届毕业生就参加了进去。在李朴园教授、丘玺先生和后来又聘请的吴铁翼等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演了几个当时流行的话剧。我本来在小学、初中时就演过歌舞剧和话剧（当时俗称文明戏），以后一直喜欢戏曲，在北平课余也学过一年多的京剧和昆曲。但我这人自幼就片面理解运用“诸葛武侯得大意，陶渊明不求甚解”这句话，无论读书做事都是不认真，对课外的戏剧活动更是马马虎虎，所以也只能当当配角，跑个龙套什么的。这次参加了训练班，也仍是当不了什么主角的。但是这个活动倒是可以满足下抗日情绪，也增进了和许多老师与同学的友谊。
　　6月底或是7月初，学校派我们9人：以徐正之为队长，其余是麦放明、殷晋德、李霖灿、张子瑜、张金亮、刘敦和、姜聚成和我，应约去南岳市报到。徐、麦两人是早期杭州毕业同学，更是演话剧的老手，殷晋德是应届音乐系的毕业生，但也是老团员，而且精通京剧的文武场面，其余6人算是新手。到了南岳之后，我们隶属于政治部，由上海来的一位电影演员任我们的领导兼导演，另有两位女士共12人组成了一个剧队。说是指导学生的教官，其实完全是一个演出剧团。我们是中尉待遇，月薪48元（原60元，国难薪8折），这当然比在学校6元的生活费好多了。在1年的流浪和困苦生活后有这样一个工作，当然也就心满意足。每天忙着排练和演出，无论舞台话剧、街头活报剧以及李朴园编的新平剧（京剧）《枪毙汉奸李服膺》都演了。这些宣传抗日的戏，对于当时的观众市民、驻军和学生，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我们和领导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演技方面和思想作风方面都有些不大协调的问题。特别是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期，我们这些初出学校门的书生，言谈并不忌讳。我这个头脑简单、有话就说的人，更不为领导所喜。麦放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少妇，也爱高谈阔论，连解放区的传闻，她也能在民众中宣扬。在当时，已经是革命者的卢鸿基曾去过南岳，他和徐、麦都是老同学，自然会谈些解放区的消息的。《艺术摇篮》上有一张题为“毕业学生在湖南投笔从戎参加抗日”的照片，其实是我们和受军训的艺专同学在衡山脚下的合影，大概还是卢鸿基到南岳时照的。其中站在右侧穿白衬衣打领带的人可能就是他。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些人，大都被认为是不大驯服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麦放明未满期就被召回了学校。其余也是结束即回了学校，他们原定集训期满后，仍留部队或省府组成一个宣传队的打算也为之打消。
　　在南岳3个月除这演剧工作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别的收获和乐趣。譬如瞻仰了南岳大寺这一宏伟建筑，目睹了朝香参拜者的虔诚举止以及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特别是一次登衡山观景是最令人难忘的。
　　衡山是我国五岳之一的南岳，到了山下岂有不登之理。这天同登的是李霖灿、麦放明、殷晋德、张子瑜、姜聚成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我忘了。30里的山路，随行随玩，到了傍晚才到了山上名刹上封寺，作为下榻之所。知客僧把我们引入客房，房内正好有7个床铺，四壁书画，陈设雅致，知客僧也谈吐不俗，使我们大致了解到大刹情况和次晨观赏的景观。晚餐素斋也极可口，一日登山疲劳，至此已消大半。次晨拂晓，走出寺门向最高峰之祝融峰走去，中秋时节曦光微风，薄云拂面，已是惬人心意。当距铁瓦小屋不远之际，忽见一轮圆光出现在麦放明身后，她肩披纱巾，犹如南海大士降临，大家无不惊呼，这使我们知道原来宗教美术上所表现的那种圣灵光，也是有其自然现象为根源的。
　　之后，我们站在山巅等待日出。向下俯视，但见茫茫云海，团聚山腰，白如新絮，一动不动，这又令人有入太虚之感。继而只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光彩随时而变，直至金盘三竿，云消雾散之后，我们才回寺房。一朝看到三景奇观，确实不虚此行，早饮过后，付过每人1元之食宿费，才漫步返程。
　　回沅陵后，校长给了我们一个研究生的名义继续留校学习，导师仍是常先生，这时正好有一个任务，给沅陵行署画一幅大壁画，题材自然是离不开抗日战争。这件工作由常先生和麦放明构图起稿，我和李霖灿、姜聚成作助手并负责准备材料以及壁面的处理工作。当时常先生要用湿壁画法，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法，他也只知道层层绘制而不知其详，更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就更不用说，又听说还有一种壁面和沙的办法，面积大了还得一方一方分割去画，总之毫无经验。须要先作试验，可是构图起草刚刚开始，我们的试验还没有动手时，出人意料地来了长沙大火的消息，接着学校就接到南迁昆明的命令，因此这项壁画任务也随之告吹。
　　学校搬迁并非易事，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贵阳。就是这样，也因交通工具、公路汽车之短缺而日期难料。李霖灿向我提议安步当车，我同意后又有夏明、袁宏伟、徐树勋、刘鲁也、杨德炜5人参加。这事向校长报告后，他十分赞同，并请行署写了步行宣传抗日的证件，路费加倍，每人32元。他还嘱咐我们沿途要留意文物古迹，因为他是一位考古学家，曾在河南安阳县无意中发现一件不为人重视的文物古迹。可是我们当时这方面知识太可怜，也只有唯唯而已。于是以李霖灿为队长，我管财务的7人“步行宣传团”宣告成立。
　　这件事学校师生都知道后，说我们傻的，称我们为勇士的，为我们担心的都有。当时的湘西贵阳公路，是有名的险途，乘汽车有时还遭匪患，何况步行。可是我们却不考虑这些，一意要走，行前丘玺特为我们绘制了团徽（图上共有8人名字，其中李长白是到贵阳以后加入的）。起程那天，不少师生还敲锣打鼓送出山口，真有十里长亭欢送勇士之势。就这样，我们身背行装画具与宣传品，脚穿草鞋（只有袁宏伟穿着一双皮鞋）上路了。
　　第一天行程60里，到了辰溪县城，至县政府取出证件说明来意。第二天由县政府帮助，举行了宣传展览，又在街上画了一幅宣传画。第三天想赶程继续前进，可是县长却让我们返回沅陵，原因是只要再走30里，他就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了。30里以外的沿途民团（都是土匪被收编的）是行署主任陈渠轸的反对势力，持他的证件不但无利反而更糟。同时在座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一位官员也同样劝我们返回沅陵待乘汽车。但我们却不能同意，坚持原计划不变。县长见我们意志坚决，就为我们出了个主意，让我们去拜访一下住在城内的一位瞿（？）大队长，他是那段路程各站小队的头头，只要他能开个路证，大概就可无虞了。我们当然照办。见到那位大队长后，真是绿林义气十足，当即写了个字条，并让我们放心前进。
　　走出辰溪县城后，果然是30里平安无事，可是再往前走，在盘山公路上出现了衣冠不整持枪巡逻的人。我们即被拦住检查，被告之说是检查汉奸。当我们取出他们大队长的路条后，只说了声“自家人”就放行了。窃喜这字条真有效。可是由于这样盘查太多，三里一停，二里一站的，自然浪费了不少时间。到了午后2时左右才走到路旁一家小店里歇脚吃午饭。饭间就有几个人在店外张望我们，然后又走了回去。当我们饭后上路之后，远远看见一个距公路里许的村落，这就是我们永不能忘的“寺前铺”了。
　　走了不远，只见一个面带凶相的彪形大汉（即是此地的小队长）和几个持枪的卫兵站在公路一边的台阶上准备要检查。我们赶快停下，递上路条，说明是瞿大队长所开，只见他颠来倒去看了片刻，又思忖了一下，才挥了挥手，说了声“走啊！”就放了行。我们赶快前进，想再走10里到一个大的站口住宿，可走了不远，在一个上坡处就又被拦住，并且受到了详细的盘问和搜查。这次我的钱包（我们半数路费在内）和杨德炜的照像机险些被拿去。我们被他们强迫着又返回寺前铺，那位小队长命令我们住在路旁的个小店茅屋里，以待明日派兵护送。这一次所见到的队伍之杂乱，小队长土大王之“威相”，住宿茅屋心里之恐惧，以及次日有10人持枪“护送”，一路似囚犯之难堪，这些情况不能细谈。走了10里路又到一站时，好话说了千千万，送上5元钱，才算被移交给下一站。虽然这一险境总算过去了，也不能不感谢那个路条的神威，但又觉前途可怕，如果每日里5元买路钱，恐怕湖南也走不出去，遑论贵阳。可是这担心也是过虑了，此后却一站一站情景好转了，特别是最后一站，不但送钱不取，还被当作“委员老爷”保卫护送，真是前后形同天渊，令人啼笑皆非。
　　进入芷江县境后，我们不再需要护送，以为以后可以完全进入坦途。其实不然。当到达芷江县城住了两天，照旧地工作和休息之后，我们和本校押运图书的李朴园教授和几位同学相遇，同天早上由芷江出发，临别还挥手说了句“贵阳见”。走了10里忽见前面军车列队停在路上，司机棚上架起机枪，如临大敌。忽有一女同学从车上下来，跑来告诉我们，说是前面出现土匪，学校汽车被土匪抢劫，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随即听说前面有一团步兵开赴晃县，可以赶上作为保护，行军很慢是为了边走边加警戒，所以我们能够追上，夹加两列之间同行。有一条小道，两侧山势壁立，树林繁密，正是匪患之处。尽头转弯之处，忽然开朗，一边小河流水，隔岸有数间房屋被焚，余烟未尽。路旁标杆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路上纸片满地，这就是土匪劫后的现场，看了令人惊心。后来才知道，焚烧房屋及被砍之人头，乃是土匪逃走后的官军所为。我校只有李朴园先生被脱去衣服，害得他连惊带冷，到贵阳病了一个多月。我们倒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此后行程不需细说，有赏心悦目的如画山水，也有千奇百怪的溶洞。欣赏了苗女的衣着和染织艺术，也目睹了贵州境内如谚所说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实情，看到了玉屏县城内无数贞节牌坊的奇观，也算是尝到了“行万里路”的真谛和收益了。
　　行程一月来到了贵阳，这时学校师生也已陆续到齐。又住了一个月，我和姜聚成忽然产生了去重庆找工作的念头，乃于1939年2月初离校去渝，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活，又投入另一社会行程了。

　　本文选自《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吴冠中，李浴等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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